民国衣冠|旗袍的与时短长

旗袍的各种变化中,短与长的反复,是最突出的了。其实,细究细考,其间还是有规律可寻的。文/周松芳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49篇文章,全文大约2400字,细读大约需要9分钟我们今天谈论旗袍…

旗袍的各种变化中,短与长的反复,是最突出的了。其实,细究细考,其间还是有规律可寻的。
文/周松芳
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49篇文章,全文大约2400字,细读大约需要9分钟
我们今天谈论旗袍,脑海里总有一个明晰的轮廓,包括长短宽窄。可在其成长过程中,先效满妇男子,后效西式装束,自主力不强,再加上新生活运动等政治规训与约束,因而变来变去,莫衷一是;而每一次变化的具体诱因,当时已惘然,今日更迷糊。从史的角度来看,倒更有意味。
旗袍的各种变化中,短与长的反复,是最突出的了。正如曹聚仁所说:“一部旗袍史,离不开长了短,短了长,长了又短,这张伸缩表也和交易所的统计图相去不远。怎样才算时髦呢?连美术家也要搔首问天,不知所答的。”其实,细究细考,其间还是有规律可寻的。
旗袍最初是舍裙而取袍,自然留有裙的影子。旗袍初起那一阵,按曹聚仁的观点是1915年前后,流行的是曳地长裙,旗袍自然也长得曳地。1946年10月7日《申报》的本报特稿《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》回忆当年旗袍曳地的情形是:“长得拖脚背,走一步路还得把衣服提起一些。即整天闹着无事的小姐们,也不胜其苦。”这种苦楚,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,终于有了改观:“1919年间,旗袍已上升到膝踝下,比之五年前,短了七八寸。袖口也随之缩小。”这是因为,五四运动,使青年妇女眼睛向外睁开了些,而“当时,西洋女人正流行短装,这也是一种外来影响;那时的旗袍大概合上了新女性的风格吧!”(曹聚仁语)而这种初现的新女性风格,其实难以逃离男性化的影子:“长裙拖地,紧衣束胸,颇有‘红裙金莲’的遗孽之感。五四以来的蓬勃的妇运,遂使她们革掉了‘裙、裳’的命。那时旗袍不长不短,在膝盖与鞋跟的中央,下摆很宽,和男子的长衫无多分别。”(《上海妇女》1941年第12期碧遥《短旗袍》)
五四过后的大事件是北伐,因为是国共合作,革命性强,反应到旗袍上,便是“下摆也渐缩短,上升,马甲也改成有袖子的了”。《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》也说:“十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,女子的旗袍,跟了政治上的改革而发生大变。当时女子虽想提高旗袍的高度,但是先用胡蝶摆的衣边和袖边掩饰她们的真意。(之所以称胡蝶摆,是因为影星胡蝶想穿短装旗袍,又不敢贸然行事,遂有此发明)十七年时,革命成功,全国统一,于是旗袍进入了新阶段。高度适中,极便行走。”
前面说了,旗袍的短化,也受着外来的影响。“当时西洋女子正盛行短裙,中国女子的服装,这是也受了它的影响”,这种影响,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形下,继续着,“到十八年,旗袍上升,几近膝盖”,“到十九年,因为适合女学生的要求,便又提高了一寸”,甚而至于缩短到膝盖以上。对于这种西来的影响,碧遥的《短旗袍》则进一步探究这种外来影响的渊源:“其时欧美的妇女,被战线回来的战士战败,一批一批从职业阵败退下来,她们不复能仅夸她们的能力,而须夸她们的‘肉体’。于是这影响远播,播到我国的社会上,便如同那无聊的文人所哼的‘腿呀,腿的……’妇女的旗袍短到膝盖以上,无论冬夏,膝盖以下是一双纷红丝袜。这是民国十七八年的事。”对于这种旗袍,报章往往是寓贬于褒:“这种新改变的旗袍,穿起来可说时髦极了!美丽极了!可是一双肥满而圆润的大腿,暴露在冷冽的天气之中,仅裹着一层薄薄底丝袜,便能抵御寒气的侵袭么” (《民国日报》(上海)1928年11月20日叶家弗《女子的服装》)
可是没多久,因为蒋介石对“革命”的背叛,旗袍的长度仿佛也跟着背叛了它的短化趋势。“又慢慢拖下来,到了1930年后,又拖到脚背,和初行时差不多,袖子也到适中长度”。当然,旗袍这一时期的长到脚背,还有一个非革命的因素,即高跟鞋的流行,摆长更婀娜;尤其是岔可以因此开得更高,“从开岔处隐约露出时隐时现的穿高鞋的足踝和紧裹小腿的丝袜”,煞是诱人(《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》)。特别是“‘九一八’以后,妇女的地位,都因‘不景气’而低落,我国则更因‘殖民地化’而沉沦,妇女不复需要勇敢、敏捷、活泼、豪放,旗袍便一天天地长,长,长到高跟鞋底以下”,被称为“扫地旗袍”。(《上海妇女》1941年第12期碧遥《短旗袍》)
此后,局势是沉闷的,期间蒋介石开展的新生活运动,在旗袍的长短上,虽然防止长(不要扫地就行,离脚背一两寸最好),主要防止短(短则奇装异服,有伤风化),所以旗袍的偏长,延续了好几年。但是,物极必反,“二十四年旗袍扫地,到了二十五年,因为对于行路太不方便,大势所趋,叉与袖长一起缩短。”而且这一次的物极必反,是双重的反,因为抗战军兴,物资紧缺,旗袍短一点,袖子渐至于无,节约布料不少,“旗袍长度到了二十六年叉向上回缩,袖长回缩的速度,更是惊人,普通在肩下二三寸,并且又盛行套穿,不再在右襟开缝了。旗袍高度既上升,袖子到二十七年便被全部撤销,这可以说是回到了十四年时旗袍马甲的旧境。” (《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》)碧遥在《短旗袍》中也说:“然而今年(1941)短了,短到了小腿的当中。人们也许以为这是节省布的表现,然而未必尽然。这是抗战时期的妇女,在生活上不再适用那种拖地的长袍,而在意识中也不再爱好那种阿娜窈窕,斯文闲雅。”至于这种不长不短的无袖旗袍,“光光的玉臂,则象征了近代女子的健康美”,那多少是无心插柳的结果。
至此以后,旗袍在长短上,就不再日新月异,反复无常。所以,1929年流行的一首成都竹枝词说:“服长偏又着旗袍,服短何曾盖裤腰。长则极长短极短,不长不短不时髦” 是有道理的。真正的不长不短不求时髦,要等到旗袍定型以后,那时的旗袍,已然国服化,当然也就不再时装化,自然也就不再与时短长了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,反映了旗袍真正地趋向经典化,真正地具有了国服的风范。经典与时尚,有相合,亦有相悖。合是因为其品质的讲求,悖是因为时尚求新变,经典求益精。
当然,五十年代后,大陆因为政治的因素旗袍渐渐淡出日常生活,香港、台湾的旗袍倒在长度上再掀波澜,长度一度缩至膝盖以上,影星夏梦、林黛等粉墨登场,不过那已不是经典的追求,而是西潮的取向。八十年代后大陆逐渐复兴,包括《花样年华》的回溯,还是以“不长不短不时髦”为时髦的。不时髦的时髦,就是经典。
本文作者周松芳,文史学者,专栏作家。曾就读于中山大学,现居广州。
图片来自网络
编辑:邬塘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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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袍的短长变化,看似反复,实则有规律可循。与时代背景、政治文化,抑或是社会思潮,都互相纠缠着。经历了几十年的变化,旗袍最终真正地趋向经典化。你心目中的经典旗袍又是什么样的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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