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

▲点击关注 | 文学依然神圣文苑天栏地父亲文/花智勇父亲是2007年腊月去世的,至今已近十个年头了。去世的原因不是他早年所患的胃癌,而是不小心在家摔倒磕了头,在床上躺了二三十天,因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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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苑天栏地
父亲文/花智勇
父亲是2007年腊月去世的,至今已近十个年头了。去世的原因不是他早年所患的胃癌,而是不小心在家摔倒磕了头,在床上躺了二三十天,因器官衰竭而离开了我们。噩耗传来,我感到难以接受,因为父亲身体硬朗,很少看病吃药,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呢?再者,父亲一辈子与人为善,助人为乐,积德累功,老天爷怎么忍心早早收他去呢?后来我总是设想,如果父亲是个有一点点病痛就呻吟爱折腾的人,如果我们当初不掉以轻心,抓紧治疗,或许父亲还能健在,不会走得这么早!好在令人心安的是,父亲在世时,我们做儿女的对父亲尽足了孝心,内心无愧。但总令我们十分后悔的就是对父亲的身体状况过于信任,最后时刻的治疗过于大意,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父亲一生喜爱喝酒,豪爽耿直,热情大方,助人为乐,性格开朗,个性张扬,无所畏惧,乐观一生。前不久,侄女花楠听说我要写关于爷爷的文章,在我们花家的微信群里说:爷爷一生乐观爱热闹,给家里带来了许多欢乐。这是对父亲一生最朴素最精准的总结,也是父亲留给晚辈们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!

父亲一生喜爱喝酒,在村里是出了名的,他也曾因喝酒惹我妈生气,遭我哥反对。但后来全家人都认为,挡是挡不住的,也就不再挡了,反倒觉得这是父亲的一大特点。从酒风观人品,从父亲来看,这句老话不但很有道理,而且富有哲理。
父亲曾对我们讲,他年轻时在秦镇药铺当徒工,晚上想喝酒,没钱买,就和当时也是店员,后为父亲一生最好朋友的忙汉伯,用酒精兑水喝,效果如酒,一醉方休。这是从我父亲那里知道的,他最早喝酒的情景。
长大后,目睹过几次父亲醉酒的情形,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一次是在江村我姨奶家过十月会,一大早,父亲骑着自行车去走亲戚。天快黑了,还没见父亲回来,我们都很着急。母亲说:“肯定是喝醉酒了。”话音刚落,只见父亲跌跌撞撞进了家门,我们赶紧上前扶住他,并问自行车呢。父亲摇晃着身子,手朝东边一指,我们明白,自行车没有骑回来,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。于是,我们几个分头沿路去找,结果在村东麦田的机井边找到了自行车。当时,我还纳闷,怎么把车子骑到这里了。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起床后,像做错事般不好意思地笑着问我们:“自行车找见了没?”惹得满屋人哄堂大笑。
有一年,父亲好友忙汉伯的父亲去世,父亲忙前忙后张罗着。葬礼要待客,做席需要莲菜,大家都知道大姑住的村里出产莲菜,而且品质上乘,就让父亲去我姑家拿莲菜。结果到了做菜用莲菜时,还不见父亲拿莲菜回来,正着急时,只见父亲骑着自行车回来了,他满身酒气,自行车后边只剩下了空袋子,不见莲菜。大家你一嘴他一眼地开始埋怨起来。父亲此时也好像从醉酒中清醒,知道耽误了大事,不好意思地大声说:“不要紧,派个人,跟我再去拿。”说话间,父亲便推着自行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夜色中。半夜时分,父亲带着一大袋莲菜回来了,最终没有影响做菜。事后才知道,那天到大姑家取莲菜,大姑觉得天寒地冻的,就给父亲热壶酒喝了暖身子,不料父亲喝多了,带在自行车后边的袋子因袋口未扎紧,沿途车子一颠,袋子里的莲菜掉得一根不剩。
随着父亲年龄越来越大,酒量本应减少,而父亲的酒量不减反增,对酒的兴趣越来越浓。到父亲晚年时,家里条件好了,供父亲喝酒还是没问题的。每到周末,我都会去超市买一箱价格适中的酒给父亲送回去,记得当时买得最多的是伊犁特曲和红星二锅头,有时碰上促销活动,买一送一,一瓶酒也就十多块钱,但父亲却喝得津津有味,而且不断地给村里的乡党说,儿子拿回来的酒真好喝。我劝父亲说:“酒可以喝,但年龄大了得少喝点儿。”父亲说:“不多,一天也就一斤。”我听后很惊讶,就问父亲:“一天一斤呀,你怎么能喝下去?”父亲说:“早上打扫完院落,再给全家烧好七八电壶水,忙完这些之后,才消停,坐下来给茶杯倒上二两酒,任何东西不要,酒就当水喝了。”我接着问:“那下来的几两呢?”父亲笑着说:“中午你妈做好饭菜,我边吃边喝,一会儿半斤酒就会下肚的,剩下一点儿酒,我吃晚饭时就解决掉了。”听后我才明白,难怪周末拿回一箱酒,一个礼拜就喝完了呢。有时候遇到单位有事加班,周末回不去,一般到第二个周末前,就会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:“你妈的药吃完了,周末能送回来不?”我一听就知道父亲没酒了,他是借给我妈买药的事,提醒我送酒回去。
父亲爱喝酒,也因酒养成了豪爽耿直的性格。过去在生产队里,有时候遇上不顺心的事,母亲总是忍气吞声,不想惹事,父亲却不成,会当面论理,毫不示弱。那个年代,正月刚过,公社就会开“三干会”,即公社干部、村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会,安排春耕生产大事,几天时间里干部们吃住在公社。父亲因厨艺不错,往往会被抽去做饭。到吃饭时,大家自带碗筷,排队在场地上支起的大锅前打饭菜。有次我刚好排在父亲打菜的锅前,父亲麻利地把勺朝锅底一伸,向上一舀,打到我碗里明显菜多肉多。后面排队的人有意见,父亲就说:“咋啦,他是我儿子,谁要当我儿子,我也给你多打点儿。”逗得排队的人哈哈大笑。有一年,县里给村里奖励了一辆日野牌大货车,我想去开车,但这事得村书记点头定夺。当时的村书记是村里的大人物,平民百姓很难见他,加之村里想开车的人多,估计说了也不管用。母亲劝阻不让去,只见父亲头一仰大声说:“怕啥,娃就是想开车,又不是去犯法,我去找书记去。”说罢扭头就走,端直去找村书记。那天,事虽没办成,但父亲回来说:“书记很客气,说娃表现好,让开车没啥,就是没有开车基础,让人操心,村里已找了两个开过车的人当司机了。”书记委婉地拒绝了父亲的请求。回家后父亲自豪地说,事情不成,但书记也得给咱讲道理,总不能不让进门吧。往后,我哥当兵入伍,嫂子从民办教师转正,父亲都没少四处奔波找人。父亲这种态度直截了当、从不藏着掖着的直爽性格,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精神令人敬佩!

热情大方、乐于助人是父亲性格里另一鲜明特点。过去,村里有时演戏,父亲顾不上吃饭睡觉,满村跑着张罗,因此村里流传一句顺口溜:“孙孙斤斤,跑路叫人。”我父亲在村里的外号叫孙孙,父亲的好友叫斤斤,开始我们听不惯,以为是糟蹋我父亲。但每当村里演戏耍社火,父亲就自告奋勇,充当剧务的角色,有时演员人手不够,父亲也上台跑跑龙套,演一些不起眼的角色。这时我才理解,那句顺口溜,是对我父亲的褒扬,没有贬低之意。 长安一带的农村,20世纪60年代初才通上电,家家用上了电灯,告别了千年的油灯时代。开始,农村电工少,会电工技术的人也不多,一旦有人家灯不亮了,父亲就搬上凳子梯子,上高爬低帮人家修理。其实,父亲也不懂,就是热情胆大,胡乱捣鼓一通,有时也真能把灯弄亮。有一次,在邻居家修灯,正负线路碰到一起,一下把父亲从凳子上打了下来。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,父亲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:“狗日的真厉害,看不见,摸不着,劲儿还挺大的。”大家也跟着一笑,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没了。 那时候,农村过红白喜事,就是再穷的人家,也要摆上几桌酒席招待宾客。父亲年轻时在外打工,学了点儿做饭菜的手艺,因此经常被村里或邻村过事的人家请去做席。小时候经常看见父亲深更半夜回来,就给我妈叨叨谁家舍得花钱,做的席厚实,谁家吝啬不想花钱,席就薄了,说着说着就睡着了,天没亮又得醒来,再去过事的人家做饭菜忙活去了。那个年代,像这些事情,帮忙是不收报酬的,但父亲却乐此不疲,有叫必去,从不推辞。
我从学校毕业,分配在市教育局工作。父亲认为儿子有出息,为家争了光,很是骄傲和自豪。同时,他也不知道我能办多大的事,一年下来,总会给我揽不少闲事。邻里乡亲谁家娃要上学,哪个老师要调动,小学翻修需要集资等,父亲都来找我,而且一来,就直奔办公室。只要我在,就给父亲和带来的乡亲们让座倒茶,然后再听他们所说之事。有时候,我下基层办事或外出开会,父亲来后看我不在办公室,就同办公室的同事这个拉拉家常,那个聊聊天,从不胆怯,也不生疏,很自来熟。我回办公室后同事们都说,你爸真好玩,给我们讲农村的事头头是道,听了真有意思。我曾劝父亲:“有些事情你可以推掉嘛,那么多闲事咋管得了?”父亲眼晴一瞪说:“乡党们能找上门来,对他们来讲那肯定是大事,咋能推掉伤人家面子呢,咱们能办尽量办,办不了尽心也就行了。”我听后觉得也有道理,又叮咛父亲:“以后您来找我,我要是没在单位,你就在外边等,不要闯进办公室,干扰同事办公。”父亲笑着说:“他们不嫌弃,个个人好,都爱听我讲农村的事。”我听后只有无奈,哭笑不得。


父亲开朗的性格、张扬的个性与母亲内向保守的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听母亲说,我们小的时候,家里经济条件差,家里盖房子,爷爷他们都让量力而行,盖小一点儿,父亲却贪大求洋,坚持要盖大一些,没有钱,硬是背着母亲四处借钱,盖起了令村民们羡慕的大房子。直到我哥长大后,进城搞工程挣第一笔钱回来,他才把父亲当年盖房欠的钱还完了。现在看来,父亲当年还是很有眼光的,有一股先干再说、不瞻前顾后的冲劲。 父亲爱热闹,在村里人缘好,家里地方大,邻里乡亲都爱来我家喝茶聊天,打牌娱乐。父亲一大早起来,先是打扫院子,再是烧开水,由于人多,光早上的开水就得灌七八电壶。有时年轻人打牌人不够,父亲爱凑上去玩几把,我哥就会说父亲:“年轻人打得大,不要跟人家玩。”父亲不但不听,还说:“咋啦,吃人呀,我有的是钱,怕啥呢!”
父亲爱喝酒,家里从没断过酒,他可能有时觉得一个人喝酒没意思,就邀上三五好友来家里喝,而且经常会边喝边说:“你们尝尝,我儿子买的酒有多好喝。”我知道父亲是想以此为耀,让别人觉得他很有福气。还有几次,父亲来电话,说想来西安城里吃顿饭,我就安排好时间,接父亲来西安下馆子。吃了顿好饭,父亲才满意回家,而且回家后把吃饭的事给乡党们说几遍,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母亲经常批评父亲显摆,父亲根本不会理睬。有一次,我专门接父母,还有大姑、大姑夫四人来城里吃饭,我想兄妹们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,就联系好饭店,顺便拿了瓶酒准备出门。父亲一看,问我家里还有好酒没,我说:“还有一瓶茅台酒。”父亲说:“换酒,拿茅台酒去。”我只好顺从。酒店里,几位老人吃着饭菜,品着茅台,不时有饭客投来好奇羡慕的目光,父亲还不时向人家点头微笑,露出一副满足而得意的样子。
有时父亲没零钱花了,就给我侄女或侄女婿说:“爷没钱花了,给爷送点钱回来。”他们就会乖乖地回去送钱。我知道后就劝父亲:“没钱给我说,别向孙女们要了。”父亲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和你妈好不容易把她拉扯大,要点钱怕啥。”每年除夕年夜饭,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刻,一大堆儿孙们都会向父母敬酒,祝老人家春节快乐,健康长寿。高兴时,父亲也会没大没小地跑去向孙辈们碰杯祝好。我家有能喝酒的遗传基因,男女老少都有酒量,几巡下来,父亲就喝得差不多了。但吃罢饭,父亲还把几桌上的酒杯拿起来看看,把大家剩下的酒全倒在他的酒杯里,一饮而尽,逗得满堂儿孙哈哈大笑。然后,他又像老顽童似的,和儿孙们一起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,一家人好不热闹。
大侄女婿卫峰在部队工作,他讲了和我父亲一段有趣的故事。一次他陪我父亲去逛秦镇,初夏的沣河两岸郁郁葱葱,河堤上的小道上有不少赶集的人。卫峰随爷爷走,故意逗爷爷说:“咱俩比一下脚力咋样?”父亲说:“比就比。”爷孙俩边走边谝。父亲问:“卫锋,你们发枪不?”卫峰说:“发呀。”父亲接着说:“你哪天能不能把你发的那枪,还有武装带、枪套拿回来,叫爷耍一下。”卫峰说:“不行,我在图书馆工作,没机会用,再说部队的装备统一管理,不让个人拿走。”父亲又好奇地问:“那要是打起仗来,枪都不在你们当兵的身边,是不是来不及了。”卫峰说?:“爷你操的都是闲心,别人都不担心,你管这么多干啥。”父亲说:“我就是想学学怎么打枪,日本鬼子来了我也上战场。”说着说着,卫峰已赶不上爷爷的步伐,就急忙说:“爷,你走慢点儿,我跟不上你咧。”


父亲65岁那年,胃部不适,后经医院检查,确诊为胃窦癌中晚期。我立刻找在医学院工作的同学,很快给父亲做了胃切除手术。手术那天上午,我们兄妹四人和几位亲近的亲戚,在手术室门口紧张地等待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,我们分分秒秒都在揪心,祈祷父亲手术成功,盼望父亲早日康复!焦急等待中,我们兄妹几个也低声谈论起父亲的一生。父亲这辈只他一个男孩,被爷爷奶奶视为掌上明珠,年轻时,家里的大事小事,由我爷爷奶奶支撑着,虽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磨难,但没让父亲操心受累。等爷爷奶奶上了岁数,我们兄妹几个又长大成人,家里的事全由我们顶了上来。因此,父亲也没受过多大的磨难,和村里的同龄人相比,父亲这一生算是无忧无虑,享尽荣华富贵,是少有的有福之人了。妹妹难过地说:“咱家日子才好,父亲咋能得这病呢?”哥哥劝我们:“都别难过了,就是今天手术这个坎过不去,咱爸的一生也值了。”越说我们越难过,个个泪流满面。
手术很成功,前后用了四个多小时。主刀医生曹教授对我说,胃切除了五分之四,留下五分之一自己慢慢生长,是否成功,就看老人的造化了。半天过后,麻醉消退,父亲苏醒过来,第一句话就问:“切了没?”我回答:“切除了,手术很成功,是个息肉。”父亲微微一笑,轻声说道:“我知道,是个瞎瞎病。”又安慰我们说,“没事,死不了的。”我听后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,强忍着没有在父亲面前掉下来。
住院的那些日子,父亲没有一点儿心理负担,也没有太大的痛感,第二天就要下床活动,还没等拆线,就问着啥时候出院。同病房的病友有的愁眉苦脸,有的心事重重,而我的父亲一会儿在这个床头坐坐,一会儿和那个病友聊聊,全然不像个病人,有时候还被护工误会,以为父亲是来探视病人的,催着让他赶快离开病房。父亲出院时,曹教授给我交代了两件事,一是让我父亲彻底戒酒,少食多餐,多吃流食,少吃辛辣等刺激性食物;二是下半年十月(父亲是六月的手术)和明年四五月份多操点儿心,如果这几个坎能过去,问题就不大。我连连点头,对曹教授深表感谢。出院开药,曹教授又嘱咐我,父亲身体单薄,这些化疗药可减半服用,不至于伤害身体。
后来,听母亲说,父亲出院后,医院开的药没吃几天就全扔了,吃饭也没全按医生的要求办,想吃啥就吃啥,从不忌口,特别是不听家人劝阻,慢慢地开始喝酒,而且酒量又如从前。奇怪的是,父亲的身体一点儿事都没有。有一次我回家,看见出院不久的父亲正拉架子车干活,我就急了说父亲不要命了,父亲生气地说:“不是好好的嘛,别担心。”
十多年之后,我在医院碰见曹教授,他问我父亲是否健在,我连忙说:“健在,身体好好的,很硬朗。”曹教授说:“真是奇迹呀!”是呀,父亲的精神力量怎么如此强大啊,看来人若有病,只要精神不垮,身体就不会倒下。后来从资料上得知,这就叫自身修复潜能发挥了作用。我才顿悟,自我激发修复,胜过药物百倍。
父亲的老态是我偶然发现的。一次,父亲有事坐公交车来西安,我在吉祥村车站接他。远远望去,父亲下了车,走路有些蹒跚,不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、走起路来年轻人都赶不上的样子了。我不由得心里一颤,无名的痛楚涌上心头,那一刻,我深深地感觉到父亲真的老了!
2007年冬天,眼看快过年了,人们已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之中。一天,我哥来电话,说父亲在院子里摔倒了,后脑勺磕在房棱上,流了好多血。我听后马上赶回家,只见父亲躺在床上,头上包着纱布,脸色蜡黄。我问清情况后,和我哥商量,想让父亲到西安看一下,父亲坚持不肯来。后来,家里来电话告诉我,父亲开始不吃不喝,怕是不行了。我马上带上我的朋友—西安正和医院的黄医生,连夜赶回家。路上,我给黄医生谈了父亲的情况,并告诉他父亲十几年前做过胃癌切除手术,我担心是不是癌细胞扩散了。黄医生是有名的老中医,到家后给父亲号了脉,敲打着腹部进行检查,最后结论,不是癌细胞扩散,而是器官衰竭。
随后的日子,父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估计日子不会太久了,家里也开始修墓、做棺材、做老衣准备后事。那时候我经常回家看望父亲。有一次,父亲把我拉到身边,面带微笑地对我说:“听说你哥给我修造的墓子很好,你去看看。”我说:“您听谁说的?”父亲说:“乡党们都说。”接着朝外指指又说,“你哥叫人画的棺材很好看。”我又问:“您咋知道的?”父亲说:“我让花琼(我哥的女儿)用手机拍的。”可见父亲无所畏惧,到了这个地步还这般乐观,平常人若到此时,一般都会惧怕死亡,忌讳“死”字,而我父亲却对死亡如此轻描淡写,真是心大乐观啊!过去经常给学生讲“视死如归”这个词,今天才真正理解,什么是视死如归呀!
眼看年关将近,我亲爱的父亲却真的倒下了,多少天不吃不喝,慢慢地也不会说话了,只能靠营养针来维系生命。那些日子,我放心不下,几乎过几天就回家看父亲一次。有一天父亲见我回家,眼睛翻动着看着我,想说什么,我俯下身子去听,只见父亲嘴角微动,我却什么也听不清,心里着实难过。我陪在父亲床边,只见父亲抬眼望着桌上的酒瓶,向我微笑,我立刻领悟到父亲的用意,就用瓶盖倒点儿酒,用棉球蘸着酒,轻轻地涂在父亲的嘴唇上。父亲吃力地用舌头舔着,脸上露出了微笑,看来十分满足。等我放下酒瓶盖后,回过头来,看见父亲挣扎着把右手挪出被窝,慢慢地给我伸出拇指。瞬间,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下,这是父亲在弥留之时,用这种方式告诉我,我最了解他意;也许他在用这种方式,肯定我对他的孝心以及对家庭的贡献。这就是父亲最后留给我最深刻、最难忘的动作,它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,埋藏在我的记忆里!
父亲最终没能熬到过年,于2007年腊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,享年78岁。

父亲埋葬在村南的高地上,下葬那天,我特意带回两瓶上乘的好酒、两条上乘的好烟和一副崭新的麻将作为陪葬品,敬重地放在父亲的墓里。我知道父亲别无他求,这几件随葬品肯定放在他的心坎上,他肯定喜欢不已。我们也无他意,只想让天堂里的父亲,永远与快乐相伴,与幸福相随!
每次回老家,我都会去父亲墓前,为父亲敬一杯酒,点一支烟,默默地和父亲说会儿心里话。阴阳两隔,看不见父子间的促膝交谈,听不到父子间的亲切对话,但只有这样,我的心里才如释重负,舒坦踏实!
父亲是个爱热闹的人,墓地在高地上,视野开阔,他一定能看到今天家乡的变化,看到家业兴旺,儿孙成才,家庭和睦。父亲的心里一定会乐开花,高兴不已,含笑九泉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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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:
花智勇,西安市长安区人,1956年生,研究生学历。历任西安市教育局高中会考办主任、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副处长,陕西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秘书长、副主任,西安外事学院董事、副院长、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。曾被评为陕西省优秀工会主席、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。主要社会职务:中国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,陕西省第九、十届政协委员。出版散文集《沣河笔记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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